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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henyuanzhuren.bokee.com/6281006.html
佩索阿的诗歌仁者见仁，当然不会葡萄牙文，诗歌的美就更难感受到了。
北丐转载这篇文章是有想说的意思的，但又不知怎么说。
佩索阿三题：在内心避难
最后的人，临终一刻面对精神的边界，甚至没有勇气完全放弃一切，没有勇气在他们自己身上寻求避难。他们生活在否定、不满以及疏离之中。但是，我们全都只能生活在我们自己内心，甚至无须有任何一个行动。
——费尔南多 佩索阿
剥削的美学
《惶然录》第三篇，题名《上帝的剥削》，费尔南多?佩索阿写道：
“有一天，一个朋友，作为一家生意做遍全国的火爆公司的合股人，认为我的工资明显地太低了，对我说：‘索阿雷斯，你被剥削了。’这句话使我意识到，我确实如此。但是，任何人在当前生活中的命运就是被剥削，那么我的问题只能是：被V先生及其纺织品公司剥削，是否就比被虚幻、荣耀、愤懑、嫉妒或者无望一类东西来剥削更糟糕呢？”
他接着又来了一句：“一些先知和圣徒行走于空空人世，他们被他们的上帝剥削。”
作为小职员的佩索阿先生的意思很简单，既然都是处于被剥削的苦难状态，那就没什么必要去分辨到底哪一种剥削更为高贵，而哪一种更为卑贱。正如同是奴隶，却在脖子后面烙上鲜明的印记，赵是二等，钱是三等，二等要比三等荣耀一些——可无论怎样荣耀，都改变不了他们被奴役的身份。无论怎样去为剥削者的出发点找寻堂皇的理由，依然不能否认他们被剥削的事实。
可这只是佩索阿的一厢情愿而已。现实之中，可以说资本家是小职员们的上帝，可谁敢说，上帝是信徒们的资本家？这比尼采说“上帝死了”还让信徒们难受。在很多人看来，他们宁愿上帝高尚的死，亦不愿上帝背负剥削者的恶名。或许这便是道德的力度？可道德的起源，就是上帝手指的轻微战抖。
这样看来，上帝莫非正是杀死自己的凶手？他让无辜的生灵信靠上他的神迹，为他们的人心立法，是为人类的道德，教他们辨别善与恶、美与丑——而这一切作为的结果，却是弑杀了他自己。信徒们依据道德，依据美学，宁死亦不承认自己与上帝之间的盟约之恶劣或丑陋的一面。他们不敢直视人性的真实。这是上帝的疏漏，他在造人的时候，播撒于人的心灵深处的幽暗种子还是多了些，多到他们睁不开正视黑夜的眼睛。于是，柔弱的人们只会说，他们的信仰最起码也是一种美学，而绝不可能是赤裸裸的经济。
资本家的剥削被称为经济，上帝的剥削却成为美学：剥削的美学，统治的美学，压迫的美学。原来那么多宏大的语词，背后都潜藏着如此残酷的事物。特别是某些词组，一旦标上了“主义”的盛名，便张狂得连主体性的自由都不顾，干脆一脚踢开。难怪一些“主义”的创始人，从来不自称是某某主义者。
佩索阿是真正的智慧之人，他看清了这些。同样，20世纪的很多小职员出身的家伙都是足够聪敏的，如奥地利的卡夫卡，阿根廷的博尔赫斯。小职员的身份给予他们观察世界的低视角，他们从下面看，从暗处看，隔一层灰蒙蒙的橱窗去打量街道上的人们，以及远方的战火。他们不需要主义，甚至不需要理论，就可以看清楚这个世界的真相，就可以描述出这个世界的本质。他们的强悍来自于他们的低调，来自于他们与大地、与生活的近距离。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先看到月亮，这是幸运；而幸运的代价就是不幸，被看穿了把戏的上帝，让博尔赫斯失明，让卡夫卡和佩索阿早逝，并让他们在生前就陷入无边的虚无。
虚无的佩索阿洞悉剥削之美学的实质，所以他不愿意走出他工作与生活的道拉多雷斯大街。一条大街，或者一个人，一条狗，足以构成精神生活的全部。他就是这样固执的坚守，远远的眺望，然后走向办公室的写字台——它是抗击生活的顽固堡垒——拿起笔，忧伤而无奈的写作：“我有一种如此不可阻挡的温柔的感动，面对着我现实中的账本，面对着我给他人记数的账本，面对着我使用过的墨水瓶，还有不远处S弓着背写下的提货单，我的眼里充盈着泪水。我觉得我爱这一切，也许这是因为我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爱，或者，即使世上没有什么东西真的值得任何心灵所爱，而多愁善感的我却必须爱有所及。我可以滥情于区区一个墨水瓶之微，就像滥情于星空巨大无边的沙漠。”——在佩索阿富足自满的精神世界，墨水瓶与星空的意义完全相当。这不叫美学，叫生活。
书写的劫难
谈论自己写作的困难与意义，对于一个真诚而且有责任感的作家而言，无疑是一次极富挑战性的心灵冒险。所以，只要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刻，大多数作家更愿意对自己的书写保持沉默。那些喋喋不休的谈论“我为什么写作”的先生，或者让人嗤笑为浅薄，或者让人惶惑，怀疑谈话者不是作家，而是观念的二道贩子。可佩索阿似乎与众不同，在《惶然录》的开篇，他就明确写作的意义：“写下就是永恒。”随后他给出具体的解释：“有时候，我认为我永远不会离开道拉多雷斯大街了。一旦写下这句话，它对于我来说就如同永恒的谶言。”
佩索阿是如此决断，对所著的文字之态度，比古代中国的史官还要自信三分。这不免让我惊异。在一本书的开端就开始对永恒的召唤，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在追求什么样的“永恒”？这本书是否实现他的祈愿？阅读其后的文字，我们注意到，他很少谈论自己的写作，即便有，亦是如黄昏的烟云，散淡拂过天际。比较直接的数处，如“写作治病”，“写作是对自己的正式访问”等，标题已经全然说明了观点，看正文，并不深入，远远不如倾听他分析生活与情感。再也没有必要对“写下就是永恒”做进一步的解说，还是用逃避的方式否定以前的想法？
佩索阿如是表述自己面临的问题：“对于我来说，写作是对自己的轻贱，但是我无法停止写作。写作像一种我憎恶然而一直戒不掉的毒品，一种我看不起然而一直赖以为生的恶习。”他开始犹疑，可他旋即又说：“有一些毒药是必要的，有一些非常轻微的毒药组成了灵魂的配方，诸多草药在残破之梦的角落里熬灸，黑色的罂粟在靠近坟墓的地方才能找到……”他用这些深沉的隐喻暗示着人们，毒药——写作——高贵而危险。他还是愿意为写作辩护：“是的，写作是失去我自己，但是所有的人都会失落，因为生活中所有的事物都在失落。”——这与我们的时代处境多么贴近，我们一面抱怨文字的无力与廉价，一面却马不停蹄的止书写，如我自拟的一段简介：“曾经病态地迷恋写作，以为其中潜藏着拯救的力量；最终却厌弃它，因为瞥见文字最柔弱的影子；可总得欺骗自己好好活着，所以书写成为一场游戏，作者与文本都沉浸于对方营造的虚假诱惑。”写作之于我们，既是沉沦，亦是拯救。佩索阿遭遇着同样的劫难。
想起比佩索阿早五年出生的卡夫卡。两人都是小职员，性格都近乎敏感脆弱，都没有活过50岁，生前都不算显赫，都为写作的劫难苦命的缠绕——如果说写作是灵魂的疾病，那么他们二人的症状亦异常近似。与佩索阿的“写下就是永恒”一样，青年时期的卡夫卡在1913年冬天的一则日记如此肯定写作的意义：“写极少一点东西带给我的坚定信念是不容置疑的和美好的。昨天，散步时我环视一切的那种目光！”接下来的一年，即一战爆发前后，他写道：“我没有时间。这是总动员。K和P已被应召入伍。现在我收到了孤独的回报不管怎么说，这勉强是一种回报。孤独给我带来的只是惩罚。没关系，我很少为这种凄惨所动，我比任何时候更坚定……我将不顾一切，不惜一切代价写作：这是我为活命的战斗。”这里潜藏的勇悍，与卡夫卡留给我们的柔弱印象完全不相称。对此，莫里斯?布朗肖——有史以来卡夫卡最伟大的诠释者——这样诠释此时卡夫卡的念头：“写作在此刻不是一种呼喊，对恩赐的期待或是模糊地完成某种预言，而是某种更为简单、更为直接急迫的东西：不沉沦的希望或是更确切地说比他自己沉沦更快的那种希望，以及在最后一刻恢复镇静的希望。因此，是一种比其他东西更为急迫的义务。”
可到这一年的年底，卡夫卡便意识到书写的难度。看11月30日的日记：“我无法继续写作。我已到了极限，也许我不得不在数年中重新面对它，之后才能重新开始一个新的故事，这故事又会写不完。这命运在追踪着我。”这么快就出现了精神的回旋：卡夫卡一度比佩索阿果敢，一度则柔弱，甚至不堪绝望之箭的一击。他愈写作，对写作就愈加没有把握。依旧是布朗肖的解释，卡夫卡设法安慰自己，心想“要是一旦掌握了写作知识，就不会再失误和沉沦，而且，同样很少会出现超越限度的东西”——“这是无力的安慰：他越是写作，就越接近这个极端的点，作品就像趋向自己渊源一样趋向它，但是预感到它的人，只能把它视为不明确的空无的深度。”到后来，佩索阿又开始重复卡夫卡的彷徨足迹。
在卡夫卡与佩索阿纷纷离开这个喧嚣的世界之后，到五十年代，美洲的硬汉子欧内斯特?海明威发表了一番关于写作的经典评论，那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献词：“写作，在最成功的时候，是一种孤寂的生涯……一个在孤寂中独立工作的作家，假如他确实不同凡响，就必须天天面对永恒的东西，或者面对缺乏永恒的状况。”很显然，这个以猎枪终结了自己之生命的作家亦是遇见了写作与永恒的辩难。他是否如卡夫卡与佩索阿一样品尝过绝望的苦酒，我们不得而知。可另一位大作家，阿根廷人博尔赫斯，倒是时常在一些类似于创作随笔的文字之中表达死亡的愉悦，他的看法是苏格拉底式的——死亡可以让灵魂进入永恒。正因为有此观念的滋养，博尔赫斯的写作充斥着一种安宁的气息，能够让读者躁动的心瞬间平静下来，仿佛降落于一个静谧的花园。他的书写底色是绝望的，却生长希望的种子。
让我们回到历史的起点，苏格拉底与孔夫子的时代，来审视书写与永恒的关系。从那些落满灰尘的经典记述，从那些漂浮不定的美丽传说，我们可以推测，古人对书写并不太看重，他们宁肯让思想滞留于鲜活的谈话，而不愿形诸柔软的羊皮纸或僵硬的竹简。对话高于文字，对话可以指明特定的对象，而书写的文字，苏格拉底教诲斐德诺：“一旦事物变成了文字，那篇文章——不管它究竟是什么——便东游西荡，不仅落到那些理解它的人手中，同样也落到那些与它毫无关系的人手中；它不懂得只向合适的对象说话，不向不合适的对象说话。”这在一个方面否定了书写。另一面，“如果人们学习书写，它就会在灵魂中助长遗忘。灵魂将不再回忆，因为它将依靠那写成文字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再从灵魂之内，相反却借助外在的标记来唤起对事物的记忆。”在苏格拉底看来，书写终将导致灵魂的懈怠。
古人的视野之中，还有关键的一点否定书写的原由。用中国式的表达，是“词不达意”，是“得意而忘言”。真理与“道”隐藏在“意”，亦即沉思的人们本心之中，难以用语言完整的诉说出来。这好象近似于海德格尔的“此在永难通达存在”。再结合柏拉图的思想，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意”（内心）高于“言”（外在），与希腊人的论点：“真理只能栖居于内在言说即直觉和灵魂的回忆中，而不能栖居在文字这种不可靠的摹写中”（见张隆溪《道与逻各斯》），基本上可以相通。所以，孔子和苏格拉底都关心谈话甚于书写，他们并没有为后人留下什么文本。他们的形象之所以存活，确实得力于后人的书写，而这些书写——如孔子的弟子做《论语》，柏拉图对老师的回忆——正是以对话的形式呈现于世的。或许惟有对话，才能忠实的保持圣人的风貌，才能拉近我们与经典、与永恒的距离。
最初的人们，一面书写，一面否定文字的力量——这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本皆有显明的呈现。同样，早期的书写取向，多半是对真实的临摹与记录；纵使有虚构的言说，亦总潜藏着一种朝向“上空”与“内在”的渴望。他们并不祈求“写下就是永恒”，仅是试图让自己的书写，成为通往永恒的路标——至少不是逆反着永恒的方向行进。但这里就出现了书写的悖论，明知书写的外在性，又要强化它的力量，依托它导向内在，如此便致使内在与外在的严重分裂。可是，并没有多少人洞察到这一致命的矛盾，哪怕有所觉察，亦无力修补黑洞般的缺憾。书写只可能在分裂的路上越走越远。我们看到，圣人们坚持的对话，逐渐流变成私人的独白，最终化作个体的狂妄宣言；最开始，人们讲求对文字力量的消解，慢慢发展为对它的中立化，直至对它的力度之强烈肯定；同时，从“写与不写”的问题，转到“怎么写”的问题，到后来，以致连上一个问题都要抛弃，“写”就是“写”，无须任何审慎的思虑——这三个面相，完好呈现了书写之灾变史的轨迹。佩索阿，与他的同类兄弟卡夫卡，正是这场书写的灾祸在20世纪的受难者。“写下即永恒”与写作之时真实的虚脱感，也正展现着书写的分裂抵达了人性的韧带所能承受的极点。而对于他们的后人，是要继续走下去以冲破这条极限，还是放慢脚步返回历史的源头，从古老经典之中寻找拯救的资源，将是性命攸关的抉择——除此之外，书写者更无第三条道路可逃。
虚脱的政治
听佩索阿谈论政治，总是件很要命的事情。这位作家厌恶政治的程度，比那些整日叫嚣着“生活于空无”的后现代主义者们还要激烈。譬如说某一天，天空充满着阳光与温暖的流云，周围的气息宁静而寂寥，小职员佩索阿先生却听到一条从远方传来的革命爆发的消息。“无论这些消息是真还是假，它们总能使我有一种特别的不安，有一种讥嘲和生理不适的混合之感。有些人以为他们可以通过政治鼓动来改造一切，真是使我头痛。”在他的脑袋，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是人类愚蠢品质的疯癫性发作——“一切造反者都像改良者那样愚笨，尽管后者要少一点挫败，因此要等而下之。”——他的刻薄与偏激，很让人头疼。
佩索阿很坦率的承认，他不喜欢政治。他的看法依然是柏拉图式的，将行动与沉思分离开来，并毫无顾忌地主张，沉思的生命高于行动的生命。他写过一篇叫“完美止于行动”的文章——看这个标题就晓得他卖的什么药：“行动是一种思想的疾病，一种想象的癌症。投入行动就是放逐自己。每一个行动都是不彻底和不完善的。我梦想的诗篇，只有在我写下来之前才完美无缺。”书写之前，无疑是沉思的状态。政治参与必然被他划到行动的领域。政治是不够完美的，亦不可能抵达完美——而沉思可以。
“对世界的统治始于我们对自己的统治。统治世界的既不是忠诚，也不是不忠诚。统治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以造作和不由自主的方式，在自己身上制造出一种真正的忠诚；这种忠诚构成他们的力量，闪闪发光，使其他人的虚假忠诚黯然失色。一种自我欺骗的杰出天才，是政治家们最起码的素质。”——这里对政治的鄙薄不言自明，比那些从正面抨击政治之肮脏的做法还要入木三分。统治者，行动的战士，虚伪，同时也不够聪敏——佩索阿接着说：“只有诗人和哲学家才对世界有一种现实的洞察，因为只有他们，才能给予人们消除幻觉的礼物。”他非常乐意接受这一珍贵的馈赠，并试图成为生产者。
所以，佩索阿会说：“以精神苦行来教育他人，预防恶俗的传染病，看来是我的最高命运，使我愿意成为一个内心生活的教师。”心灵生活的丰盛圆满，是他企望抵达的至上德行。从这点出发，他毫无保留的批判革命与改良：“革命者和改良者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他们缺乏力量来主宰和改变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是他们的一切，或者缺乏力量来主宰和改变他们自己的生命存在——这几乎是他们的一切。他们逃避到改变他人和改变外部世界的向往中去。革命和改良都是一种逃避。征伐就是一个人没有能力与自己搏斗的证明，改良就是一个人完全无助的证明。”我相信，这番话足以让那些热衷于政治生活的人们瞠目结舌，在大革命的年代，这亦可能将佩索阿送上浸满血痕的绞刑架。他绝对不是无辜的。居然敢宣称革命与改良是软弱的逃避行为——总算给政治的魔爪抓住了言论的辫子，要知道，政治家可是处心积虑地梦想敲开沉思者的孤寂大门。
无论是生存的年代，还是生存的情境，佩索阿都是相当幸运的。作为一个公司的会计，他在与数字做艰苦搏斗的同时，可以惬意的经营自己的内心世界。在他那间单调乏味的办公室，不用担心是否有老大哥窃听，他的思想不会发出声音，那是沉默的诗学。他完全能够生活得与政治无关。而在他的思想王国，他可以无所顾忌地抨击政治权力，譬如说对臣民的划分，现实的革命派，“在资产阶级与人民之间，在贵族与人民之间，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勾画出来的区别”，是一个粗糙而严重的失误；他认为：“人们能够描述的真实区别，只存在于社会的顺从者与非顺从者之间；剩下的区别则只存在于文学和劣质文学之间。”这个慰藉着他之孤独的想法，使他做出这样的排列：一边是各个国家的领袖列宁与墨索里尼，是议员歌德，是上议员雨果；另一边则是天马行空的莎士比亚，是流浪者但丁，甚至还有耶稣本人——“他在世界上是如此微小，以致有些人怀疑他的历史性存在”……后一个队列，是那些精神世界的创造者，被想象中的国王佩索阿引以为亲密的兄弟。
可佩索阿能否成功生活于沉思的氛围，而不被行动（政治）的外力干扰？从他的生平事迹来探察，似乎能给出一个肯定性的回答。但在他的文本，尤其是这本随笔集《惶然录》，亦潜藏着沉思的生命与行动的生命相互冲突而衍生的焦灼。出于对诗人与哲学家的向往，他期望给予人们“一种消除幻觉的礼物”——这是“生产”；对于他的读者，他想做“内心生活的教师”——这是“教育”。这里的“生产”与“教育”，因其自身的经济与政治特色，依然暗含着行动的不安分的讯号。在他之文字的其它角落，更不乏行动渴望的流淌。可他终究没有将意念付诸实施，他缺乏行动的能力的勇气，尽管这导致他“形成一种根源于形而上的煎熬”：“按照我体验事物的方式，任何动态总是意味着外部世界的一种不安，一种残破；我总是害怕，在我一方的任何举动都会搅得世界天崩地裂。”因此，“我获得了一种看待行动的至诚，自从我感觉到这一点以后，它就禁止自己与这个有形的世界有任何强有力的联系。”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冒失地得出结论，政治在佩索阿的日常生活，一直呈现为一种虚脱的状态，近乎虚无，却不会是幻觉。政治实实在在活跃于他的身边。20世纪初的葡萄牙，不可能在战争的边缘安宁繁殖。只是在佩索阿的诗歌与随笔之中，我们难以找到政治的蛛丝马迹，哪怕微弱的牢骚，亦仅是稀少。他从不掩饰对行动的反感，只是偶尔产生出无力于行动的焦虑。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很可能被定义为犬儒主义者，或是政治冷漠症的患者，再恶毒一点，便是极权主义统治的基石，是“平庸的恶”——惯常的一个说法，正是佩索阿之类的小职员对国事的漠不关心，才造成极权政治的横行无忌。从这个逻辑上看，不关心政治的小职员们确实罪孽深重。
对于这些指责，佩索阿该是如何反应呢？无所谓——这就是他最可能坚持的生活美学。我们都相信，只要政治的硝烟没有蔓延到道拉多雷斯大街，他仍然会在每一个早晨，不管天气恶劣或晴朗，一如既往地走进办公室，继续着小会计的日常工作，同时观察生活之花的变化，偶尔写下一些可能会化为永恒的文字。当然，我们必须钦佩佩索阿的幸运，他生活于一个沉思与行动两种生命可以毫不相干的时代（一个民主的时代？一个平庸的时代？），这个时代允许他漠然地远离政治，他不必为公民身份承担什么职责，他的冥思可以与行动彼此相忘于江湖。这是多么让人艳羡，尽管这亦需要一份坚忍的心态。佩索阿做到了，他比美国的隐士亨利?梭罗先生还要坦然，后者尚且要为逃避寻觅理由：“我必须承认，当有人问我对社会有何作用——对整个人类负有何种使命时，我深感汗颜。无疑，我感到惭愧不是没有原因的，但我的四处闲逛也并非没有理由。”而佩索阿不需要这些，他从来不必为自己的逃避感到难为情。他敢于宣称行动是疾病，是癌症；他要以精神的苦行来教育他人，并以此为人生最高的命运，他的理想是成为一个内心生活的伟大教师——他的高傲乃至决绝的腔调，一再让我想起躺在沙滩晒太阳的第欧根尼，他对前来向他请教问题的亚历山大帝王说：“请不要挡住我的阳光。”这个传奇实在妙不可言：对于那些生活于黑暗洞穴而不懂得转身的人，对于那些沉迷于政治行动而不懂得反思自身的人，他们的确难以晓得“阳光”的意义。正是在阳光的意义之上，我认同了佩索阿所代表的小职员式生活的固执：对行动的遗弃，对沉思的痴迷。
2004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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