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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
出处 张晓舟 vs 梁文道
我说：极权主义和乌合之众相结合，正确地说应该是党性和人民性两结合。
程益中说：制度性的败坏和国民性的败坏相互作用，双重作用于这个时代。
哈维尔说：不只是这制度使人性疏离，同时是疏离的人性支持了这制度。
真理部后来发文要求严肃查处《弄他！弄他！》，可是圣旨上把张晓舟写成了周晓舟，所以查处结果是：查无此人。
刊于4月份《城市画报》（谢谢杨凡、衷声、白川），发表时删除了个别政治内容
第一部分
“这个暧昧的动词意味着‘搞笑’和‘恶搞’。高架桥把古城墙摁在胯下，米开朗基罗的肌肉男雕像守卫着长江大桥，宋代古镇磁器口的茶社里键盘为三把二胡伴着电子节奏，江滩的庙会上响彻震耳欲聋的‘We will we will rock you’――可译为‘我们就是要搞你’。
似乎没有哪个城市会像重庆这样电视上成天不断轰炸的是‘男性广告’――准确地说是‘男根广告’……
——《弄他！弄他！》
张晓舟：这就像我路过重庆突然莫名其妙被人拉去拍电影当主角，但我只是在片头出现了一下就不见了，而各色人等你方唱罢我登场，主角成了“人民”，我成了看戏的观众。
梁文道：看了你的文章，第一印象是写得挺好的（笑）！我看到的就是一个体育评论员用比较好玩、比较调侃的方式写了一个城市印象嘛。
张晓舟：谁说我在骂重庆？我觉得重庆很好玩，整件事情都很好玩，这根本就是一出喜剧。有一个教授引用了欧阳修的“坐则读经，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批评我，说一个记者怎么能在工作的时候老想到性。这位教授用欧阳修来骂我，我深感荣幸。还有一个叫莫怀戚的作家骂我下流，我很喜欢这位作家的名字，Don’t Worry,Be happy，其实我们在这个时代和体制里，能愤怒的地方非常非常多，如果不学会笑，就会窒息，笑越来越稀缺，笑比怒难多了，而且多少与智慧有关。
梁文道：除了幽默的能力，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从对这篇文章的反应看到一个城市的自信。而自信的基础在于多元，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是不挨骂的，通常在挨骂之后有很大集体情绪的都是小城，伟大的城市是骂不垮的。举个例子，有部美国电影叫《波拉特》，讲的是一个哈萨克斯坦人去美国学习文明，你都无法想像这部电影把哈萨克斯坦的形象塑造到怎样一个不堪的境地，比如这个人第一次看见冲水马桶，说原来美国洗头这么先进便把头整个塞进马桶，又比如几个兄弟姐妹挤在一起睡便乱伦等等。照理来说哈萨克斯坦人民应该严肃讨伐这部电影，可是没有，最后居然是哈萨克斯坦总统亲自邀请《波拉特》的导演和演员去自己的国家，为了感谢他们让世界认识了自己的国家。
像伦敦、纽约，每天都有人在骂，她反而会很轻松地去对待你，她甚至自己人骂自己人会骂得更狠，所以一个大城市既然多元、开放，应该是有这种信心的。拿重庆这么一个人口有几千万的大城市来讲，她有那么悠久那么辉煌的历史，出过那么多优秀的人，不应该对这么一篇简单的文章有那么大集体反应。重庆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她似乎不是太多元，那么多人有相同的反应，表示这些人的思维和习气是相近的。
张晓舟：非常相近，确实可以看到城市表达有一种高度同质化的面貌。
梁文道：就如同我称香港是一个部落社会，同一个心态、同一个思维、同一种话语，连爱好都是同样的，大家都去唱K，推开不同K房的门，唱的还是同一首歌。
“从人民社会直接迈入匿名社会的结果，就是产出一个大垃圾缸、大下水道，还有一团形象模糊的网民，匿名状态让他们的表达方法很接近，因为吸引眼球需要直接爽快、又狠又绝的表达方式。”
“人民——市民——匿民——公民，这就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路线图。”
张晓舟：我想这种同质化和网络也有较大关系。这个事件里我最感兴趣的一个词是“人民”，这个词在内地太强势，中国从人民社会阶段到公民社会的过渡还没有完成，突然网络进来了，人民直接上网，整个一个匿名社会。感觉他们不是在阅读城市，而是捍卫家乡，最后捍卫的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捍卫过程本身。
梁文道：中国进入匿名社会阶段缺乏一个历史的前提。比如网络在英国出现之前，英国已经有了几百年的报纸媒体历史，公民争辩的规则、尊重对方的文明、聆听对方意见的耐性都已经形成了。而从人民社会直接迈入匿名社会的结果，就是产出一个大垃圾缸、大下水道，还有一团形象模糊的网民，匿名状态让他们的表达方法很接近，因为吸引眼球需要直接爽快、又狠又绝的表达方式。当然也有一些论坛在很理智地讨论事情。
张晓舟：拿重庆钉子户来作比较是最有趣的，那个牛逼的钉子户是以一己之力捍卫私有财产，而在“弄他”事件里，大家一骂起来都以为自个儿就是人民，动辄要代表别人，一不留神就被别人给代表了。都以为他背后站着三千二百万重庆人民。您能不能学会只代表您自己，别老觉得自己长得跟人民似的。我们一下子又回到了那个言必称人民的“人民社会”，当然在这个消费时代，人民社会已经在向市民社会转化，在这个网络时代，又向“匿民”社会转化，但终将向公民社会转化。人民——市民——匿民——公民，这就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路线图。
“城市力比多的去处和渠道不多。我称之为‘单声道城市’、‘大喇叭城市’。大家处在一种饥不择食、火急火燎的状态，用大跃进时代的说法就是‘大干快上’，‘抓’、‘搞’、‘弄’、‘上’、‘干’……”
梁文道：我的印象是，你文章里描述的性广告、性服务的情况在中国很多城市都比较普遍。
张晓舟：我觉得性泛滥总比性压抑好，但我不认为这是什么阴暗面，我那篇小文章可没有打击卖淫嫖娼的意思。性只是一种隐喻，中国城市还处在一个未发育完全的青春期，发泄力比多的方式很躁动，城市表达是如此的简单、直接、粗暴。遇见一点小事就聚众围观，人越来越多，到最后很多人都搞不清也看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还要重在参与凑个热闹，这种事在十几年前的街头屡见不鲜，那是因为闲人多，大家都没啥可消遣发泄的，后来整个社会都忙起来了，街头吵架堵塞交通的事已经很罕见了。
梁文道：很多外国朋友是最不能理解中国人爱在街上大吵。
张晓舟：没想到这回在重庆再现了——只不过通过网络、媒体的形式——这颇有怀旧效果，也多少说明了城市的状态：力比多的去处和渠道不多。我称之为“单声道城市”、“大喇叭城市”。大家处在一种饥不择食、火急火燎的状态，用大跃进时代的说法就是“大干快上”，都是凶猛的动词：“抓”、“搞”、“弄”、“上”、“干”，政治话语逐渐转变为性话语，从这个角度来看，时代还是多元的，至少是人民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过渡。
梁文道：现在的中国城市表达里有一种斗勇斗狠的倾向，发力很猛，没有了斯文，没有了微约、含蓄的感觉，缺乏礼数。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很多蕴藉的东西，你看江南的建筑，有钱人的房子修门脸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