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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怎么说话的腔调里有一点小老婆的语调！
五年的采访酝酿造就《第九个寡妇》，严歌苓说——
“有一些故事我感到是一生中必须写的，这部小说就是那种非写不可的故事，否则我从听说它到动手写间隔了20 多年，要忘却也早该忘却了。也许我们这个年龄的作家很难摆脱使命感。无论怎样嬉笑怒骂，玩世不恭，可能骨子眼里都是理想主义者。嬉笑怒骂往往是掩饰理想主义。”
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相当”离奇的故事：一个名叫王葡萄的女子，一个背着巨大的、不可告人的秘密的寡妇，自幼在孙家做童养媳，土改时将被错划为恶霸地主的公爹从死刑场上背回，藏匿于红薯窖几十年。这段岁月正是中国农村发生了纷乱复杂的变化的历史阶段。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严峻的人性人伦考验，大多数人不得不多次蜕变以求苟活，而强悍朴拙、蒙昧无邪的女主人公王葡萄则始终恪守其最朴素最基本的人伦准则，她凭着自己的勤劳和聪慧，使自己和公爹度过了一次次饥馑，一次次危机……
然而严歌苓却说这类似的故事早在20年前就听到过不止一个，于是经过5年多的采访酝酿，她用两个月的时间写了出来，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之前，《当代》有删节地予以刊发，新浪网全文连载，读者好评如云，点击率至今仍节节上升。
3月中旬，严歌苓来上海，她是来看她的挚友陈冲的，陈冲正好在上海工作。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该书跋的作者陈思和趁机把她请到复旦，与师生们进行交流。于是记者有了旁听的机会，有了与严歌苓面对面的谈话。
这部小说里的故事是非写不可
记者：在您的生活经历中所听到的故事有很多，为什么选择了“第九个寡妇”？一般人都会认为这个故事太离奇了，您认为呢？为什么？这个故事有典型意义吗？
严歌苓：土改是我国历史上发生的最大事件之一，不能因为故事原型离奇就舍弃这个故事。离奇的故事要看怎样写，如果把离奇故事写得无奇，就是严肃的文学创作。那波可夫的《洛丽塔》故事也很离奇，但还有比它更纯文学的小说吗？
记者：如果说《少女小渔》、《天浴》等所写的还是您同时代的题材，《第九个寡妇》故事发生的年代已很遥远，是否是隔开多年反而看得清，是否出国后对国内的事印象更深刻？您是如何来把握这种您并不熟悉题材、历史跨度很大的作品的写作的？许多细节，许多土话是哪来的？作品完成后您请河南人帮您把关吗？
严歌苓：有一些故事我感到是一生中必须写的，这部小说就是那种非写不可的故事，否则我从听说它到动手写间隔了20多年，要忘却也早该忘却了。在国外的生活给了我地理、时间和心理的距离，使我意识到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人是怎么回事。审美活动是需要距离的，再好的题材都需要沉淀，距离、时间是沉淀的必要条件。我不相信现炒热卖的东西。我在这部作品中使用的方言是从李准夫妇那里学的，细节也是从他们那里听来一部分，又两度去豫西农村居住采访到一些。（注：严的前夫是作家李准的儿子，她在李家生活了8年。）
记者：陈思和先生在“跋语”中说您的这部作品还是以《秋千》为题为好，这个《第九个寡妇》是您自己定的，还是出版社定的？
严歌苓：《第九个寡妇》是我一开始就定的。
反对女性是第二性的提法
记者：为什么您的作品大多都是从女性的视角看世界？为什么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女性，这是反映了您的女权主义观点吗？您会尝试以男性为主人公来写作吗？
严歌苓：因为我很爱听女人们说她们的故事。男人们从来不像女人们一样爱讲自己的故事，没有那样的倾诉习惯。许多作家都是以写女性见长。比如托尔斯泰、梅里美、莫泊桑、福洛拜耳、小仲马等，还有中国的作家张贤亮等。他们是男作家，都把女人写得那么好，何况我是个女性作家。河南农村有句话说：“吃饺子吃馅儿，看戏看旦儿”，女人好看。我也有以男性为主角的小说，比如中篇小说《倒淌河》，自认为写得相当阳刚。
记者：从《扶桑》到本作品，您都是在向女性是第二性的观点挑战，表现出从心理和生理男女都是平等的，这是为什么？
严歌苓：我对女性是第二性的提法不以为然。在性活动中雌性是接纳体，但不能因此说她们就是客体。在生物世界，雌性常常是主动的。雌熊猫求偶，常常要召唤好几个雄性熊猫，让他们自相残杀，她择优录取。昆虫世界更是如此。女性的阴柔、接纳、以守为攻不能说明她们被动，太极运动的退让、收敛全部是进攻的一部分，每一个向后的步伐和手势都潜藏着向前。因此不能说退就是被动，所以就是客体，就是第二性。我们中国人懂得太极中的辩证法，就明白阴阳的互存互动关系，就不会提出第二性之说。
“我这个年龄的作家很难摆脱使命感”
记者：您不停地有新作问世，您说写作一为快乐，二为挣钱，而且靠稿费过得很快乐，这是坦率的实话实说，但是我们读了却往往感到很大的震撼，会想起很多，甚至泪流满面，一点也不轻松，您的心灵深处是否有一种使命感，只是不愿意直接表白而已？作家的理想主义是否是重要的？
严歌苓：也许我们这个年龄的作家很难摆脱使命感。无论怎样嬉笑怒骂，玩世不恭，可能骨子眼里都是理想主义者。嬉笑怒骂往往是掩饰理想主义。其实塞林格也是理想主义者，他所造的“麦田守望者”难道不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在美国如果为挣钱，写剧本和留在母校教书都是比写小说稳定，但会失去小说家特有的思考和表达的自由。小说的创作过程在于我是最具刺激性，人之本性中有寻找刺激的本能。所以它给我的快乐其他工作无法给予。
记者：您在美国读的是写作技巧，而美国同学却羡慕您有那么多的故事，技巧在您作品的成功中起到多大的作用？
严歌苓：我认为一个从事艺术的人首先该有专业素养，这就是我的母校对我们这些有志于小说创作的学生的技巧训练。系统的、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也是训练的一部分。训练结束，十八般武艺在身，你可以扔开它们。但首先应该掌握它们。我总是要提到毕加索、马提斯，他们的写实技巧在非常年幼的时候就过关了。成功的艺术创作都出于偶然，在于不可复制，技巧掌握后，出现了必然，你至少明白你是否正在复制。
“前一百页是先用英文写的”
记者：您的这部作品是用中文写的吧，那英文版由您自己来翻吗？何时何地出版？《天浴》和《少女小渔》都是从英文翻译，还是索性重写？在语种的转换中您是如何保证作品应有的韵味不受影响？
严歌苓：我是2004年开始用英文直接写小说的，在此之前只用英文写电影剧本。《第九个寡妇》前一百页我是先用英文写的，后来意识到头一次写英文小说就是如此之大的规模，似乎企图过于宏大。接下来我用英文写了《赴宴者》，规模小些，下月在美、英出版。《天浴》和《少女小渔》都是我丈夫翻译的，收在我的小说集《白蛇》里。《第九个寡妇》的英文版叫《在饥荒与情人们之间》，不是从中文翻译过去的，而是重新写。因为我担心那么多土话无法翻，还是自己用英文直接写可以尽量生动一点，已经写完了，还没有校对。
记者：您的电影作品都是改编自您的小说，但熟知您电影的人远远多于小说读者，您今后会走直接影视创作的路吗？顺便问一下，《扶桑》电影何时开拍，还是陈冲执导吗？
严歌苓：电影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影响力都远大于小说。《英国病人》是本非常棒的小说，但读过它的人不多，很多人是在电影得了奥斯卡才读的。媒体发达的时代，这是不能避免的。《扶桑》还是由陈冲导演，据我所知是今年底开拍，但是谁知道呢？它已经有过太多挫折和意外了。
“父亲的艺术直觉常常很准确”
记者：您父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您大加称赞，老人家在您成长的过程中起到何种作用？您会在写作前征求他的意见，或者在作品未发表前请他先过目吗？
严歌苓：我父亲对我一生的影响都很大。他的素养极好，通音乐、美术、文学、历史，古诗写得棒。他的艺术直觉常常是很准确的，我写完一部作品，他看到的不足往往是我的心虚之处，他赞扬的也是我的得意之处。
“把李准夫妇当成第二父母”
记者：人家一般离婚后不管什么原因都不愿提起以前的事，可您这次在多个场合都提到李准的家人，在李家这几年的生活是否给您的印象太深刻了，或者是李准夫妇待您很好？
严歌苓：我总是把李准夫妇当成我的第二父母，在那个家庭里我得到只有传统家庭才会有的温暖、热闹，兄弟姐妹六个，在一起很温暖的。李准夫妇给我的河南生活和农村风俗教育使我敢于写这本书。我现在依然和我的前夫李克威和他的妻子是好朋友。他们生活在澳洲多年，现在回来了，我们很谈得来，像老朋友一样。
“我不信任现炒热卖的东西”
记者：您和您丈夫来瑞的这段感情可谓轰轰烈烈，凡是读过您的报告文学《一个美国外交官与大陆女子的婚姻》的都很感动。他干预您的写作吗？您是否会把故事讲给他听，听听他的意见？现在随他在尼日利亚当外交官太太，非洲的生活会给您带来灵感吗？
严歌苓：我有一篇小说《无出路的咖啡馆》也是写这件事。我的老公来瑞的确对我很关爱，也尊重我，总是在各种情形下为我创造条件，让我写作。比如我周末上午写作，他会为我挡掉一切电话。在旅游中我有创作冲动了，他会自己出去玩两个小时，把酒店房间让给我写作。尼日利亚的两年生活当然给了我创作的题材和冲动，但我需要距离和时间来发酵一些故事和想法，我认为距离对于艺术创作至关重要，我不信任现炒热卖的东西，我也讨厌流行这个概念。 (驻沪记者 楼乘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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